慈世堂：风水出人才，地灵铸人杰，古代尽人皆知

慈世堂：风水出人才，地灵铸人杰，古代尽人皆知

风水出人才，地灵铸人杰。风水的重要性，古代尽人皆知。古人认为，风水与人祸福相依，医生治死一人，而风水师却灭一族。俗语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其实，就因果关系看，三者的顺序应该掉转过来：一风水二命三运。从“铜山西崩，灵钟东应”始，人们已经认识到如同什么种子结什么果的道理一样，有什么样的风水就会出什么样的人才，今人的显著行为和突出成就，往往可以从生存的空间和祖上的阴宅中找到风水的根据。风水不仅对人的成长有暗示引导作用，还影响着人的身体、心情、性格等多个方面。

有学者认为，风水是没有根据的，纯属子虚乌有，这未免主观武断。如果世间确实无风水可言，我们的祖先何至于愚蠢到那种地步，几千年来围绕着风水孜孜以求，锲而不舍？无数的事实证明，人的贵贱寿夭、成就大小、起落成败，既离不开个人的努力，还受到先天风水的影响和制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祖宗风水留下的印记。正视风水的作用，在实践中趋吉避凶，不仅不会阻碍个人的进步，反而可以更加有力地推动事物的发展。

风水出人才绝非风水决定论，风水不是一剂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肯定风水对于人才的作用的同时，应当看到风水的局限性。世界上不存在风水万能的理据与可能，任何夸大风水作用的行为，既对个人的成长不利，也不利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更不利风水理论自身的传承与完善。人的前进方向与最终成就不同程度上受到风水的暗示、诱导和制约，但人的具体行为必须靠自己去判断和把握，风水不可能给人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直接的帮助；国家建设在计划、实施阶段可以参考风水的因素，贯彻时空平衡、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理念，但不可以由风水来最终决定其发展方向。先天风水的预示只有与个人后天的努力结合，顺应时势，把握机遇，个人的价值才能充分实现，风水的作用才能凸显。从这个角度上说，夸大和否定风水的作用都是不正确的，风水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认识，正确定位。

风水是什么？书载，“堪舆”初为神名。东汉许慎注《淮南子》作了引申：“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堪舆因而代称天地。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进一步发挥：“盖堪为高处，舆为下处，天高地下之义也”，表达了天、地、人相协调的堪舆理念。

在中国较长的历史时期里，堪舆作为相宅、相墓之法，实际上又是“地理”、“风水”的代名词。《易系辞传》：“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堪舆兼有宇宙星辰、日月天地、山川形势的交汇变化之意。东晋郭璞在《葬书》中对“风水”的含义作了阐释：“葬者，藏也，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谓之生气。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是自然界中的现象，空气的流动形成风，“水”是指大自然中的山谷溪涧、河流、湖泊、海洋。“风水”要求生活环境藏风聚气，利于人们居住。这种结论，实际上也解释了堪舆的应用意义。

风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洪荒时代。先民们面对洪水的泛滥，开始运用智慧择地而居。殷商时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更进了一步。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发展，易经的占卜功能运用于人文地理，“卜”而后“居”的经验，与八卦、九星、阴阳五行等术数结合中国伟人与风水一书，成为风水学原始的雏形。

此后，风水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先秦孕育时期、秦汉萌芽时期、魏晋发扬时期、唐宋成熟盛行时期、元代低落时期、明清流传繁荣时期。

魏晋之前，相地、相宅、相墓主要在士大夫、达官贵族等上层阶级流行传开，广大百姓无缘问及，风水作为皇家术只为官僚阶层服务。随着郭璞《葬书》以及陶侃《捉脉赋》的问世，风水阴阳术开始大行其道，蔚然成风；风水已不再是上层官宦阶层的专利，穷苦百姓也笃信风水。住宅基地或坟墓周围山川龙脉、河流形势、风向、阳光等环境因素，能对住者或葬者家人吉凶祸福产生影响，能够庇护后代，带来福荫，使人荣华富贵，出人头地，逐渐成为世人的共识和求索的目标。“葬乘生气”这一堪舆术精髓，也成为几千年来各派风水学保持不变的运用原理和宗旨。

值得重视的是，因为唐末黄巢起义，“掌灵台地理事”的光禄大夫杨筠松流落民间。扎根于广袤大地上的丰富的堪舆实践，使杨筠松成为一代宗师。他主张因地制宜、因形择穴、观察龙脉、分析地势、方位，从而择定阴宅、阳宅的最佳位置。由此发展成为风水地理的“形法理论”，世称“形势派”、“峦头派”或“江西派”，亦称赣派。他的活动，也使风水术最广泛地应用于民间。

风水领域，名人辈出，著述甚多，为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东晋郭璞，世传《葬书》、《青囊经》为其遗作。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给风水定义的人，被尊为风水鼻祖，其明确的思想体系及理论精髓一直为风水界遵从和应用。唐杨筠松，世称“救贫先生”，著《疑龙经》、《撼龙经》等，以其理论与实践同辉的非凡造诣成为无可置疑的旷古大师，其弟子如曾文遄、廖金精、赖文俊、刘江东等，著有《寻龙记》、《画荚图》等，进一步补充、发展了他的形派理论。宋国师张子微，根据多年掌管皇家风水档案的阅历和研习风水典籍的体会，将汉至唐1000多年间帝王将相的名墓和风水得失详加列举并系统分析，所著《玉髓真经》一书成为风水实践中具指导意义的不朽名著，对后世风水师产生较大影响。蔡元定著《发微论》（一说蔡发）、《玉髓真经〈发挥〉》等，虽然操作实例不多，但出手不凡，其著述中显露出的风水认知深不可测，理论高度让后人惊叹不已。赖文俊，世称赖布衣，宋代相地大师，是将风水传粤的第一人，撰有《催官篇》等，在南方尤其是两广民间享有极高的声誉。被尊为国师的吴景鸾，既是风水实践的高手，著述亦丰，有《理气心印》、《吴公解义》、《玄机赋》等。明徐善继、徐善述，兄弟二人历30年考察钻研，写出文图并茂、深入浅出的《地理人子须知》，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其它著作，堪称风水典籍中之精品。徐试可则善于归纳总结，着力于古今堪舆实例的分门别类，著《地理天机会元》一书，内容丰富，予人启迪颇多。明末清初蒋大鸿，著《地理辨正注》、《阳宅指南》等，所论虽不甚全面，但在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理论。可惜的是，清末以来，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风水领域后继乏人，传世之作更是无从谈起。

风水慈世堂：风水出人才，地灵铸人杰，古代尽人皆知，中国人心中不解的情结。不可否认，风水确有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玄机奥妙，具有某种跨时代、超想象的力量，产生过无数说不清、道不明，至今仍难以解释的风水现象。对于风水，唐代风水大师杨筠松《青囊奥语》中坦露的一句心得：“颠颠倒，二十四山有珠宝；倒倒颠，二十四山有火坑。金龙一经一纬义不同，动不动，只待高人施妙用”，竟引来近现代许多自以为懂风水的专家、学者的嘲笑和辛辣批评。殊不知，嘲笑者日后又将如何地被人嘲笑。世界上存在的很多今人无法认识和理解的事情，并非就毫无道理，这与100年前，人们无法预知现代人会普遍使用手机的道理一样。在古代，没有人会想到他们的子孙今天可以看电视、玩电脑、买股票。同样，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没有见过熊猫，就说世界上没有熊猫；因为不懂风水就去彻底否定风水。

自古以来，风水理论体系中过于神化和迷信的糟粕一直遭人诟病，风水理论与应用的因循守旧、缺乏灵活性使风水的探索长时间停滞不前、创新乏陈，视风水至高无上的不正确定位、一些人将风水奉为金科玉律照搬照套不允许有任何改变的僵化思维又反过来妨碍着风水的普及与发展，近现代过犹不及的“扫荡”、“根绝”运动，更使风水研究出现了断层，今人对风水理论的掌握运用明显落后于前人。社会大环境压缩了风水实践的空间，风水界本身的底气不足，良莠不齐，又进一步强化了风水的“迷信”色彩，风水活动从官方到民间变得遮遮掩掩，羞于示人。曾几何时，有风水爱好者试图从居宅风水角度探讨《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一生坎坷、命运不济的原因，结果招致挥舞“破除迷信”大旗的学者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姑不论其论证的方法和结果是否准确可靠，这种做法本身却是无可厚非的。学习前人的理论著述，观摩风水大师留给后人的范例，以典型个案、特定人物经历为主线，从其阴阳宅选址构造特点中求证、探索、领悟风水的真谛，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风水理论的主要途径。以果求因，因果相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风水研究最具说服力的手段中国伟人与风水一书，舍此别无它法。

诚然，真正的风水术绝不是单靠书本就能学到的。风水有术，秘而难传。风水术是一门实用性极强，适用于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普及方术，各人的理解能力和应用水平有所不同，实践中产生的结果也不同，这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给人高深莫测的印象并非全是风水师的缘故。对此，风水哲学家刘若谷在著名的《千金赋》中开篇就说道：“夫地之妙，乃天地之所留以有待，亦先师之所秘而难传。”不懂风水的人，以为这是风水师故弄玄虚，实际上，这是一种连风水师自己也难以全面认识更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理论与实践结合，二者缺一不可，这是风水学说发展的不二法门。要掌握风水术的诀窍，必然要力戒浮躁与虚荣，需要一个长期的学习积累、探索实践的过程。当今中国，“学院派”风水研究者苦于无实际应用能力，于民间遍寻风水师学艺而不得，哀叹风水术的零散脱节和失传；民间风水师或传得一二秘技，或总结创造出一些有用的经验，但无法上升到理论层面，局限于私下传播，不登大雅之堂。这就是当今中国风水研究领域令人尴尬的、裹足不前的、无法突破的现状。

祖宗的东西要批判性地继承，要扬弃而非抛弃，全盘否定与完全肯定都不是正确的方法。值得庆幸的是，一百多年来，风水作为“阻碍科学发展的罪魁祸首”，遭到国家机器和思想理论界的全面批判、“围剿”，甚至于“挖祖坟”之风盛行，风水遗迹与华夏文明一起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和摧残，在公共领域，风水几近灭绝，但在民间，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具有异乎寻常的顽强生命力。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注意到，风水学千百年的精髓和机秘，依然有很大的一部分在藏龙卧虎、地大物博的中国得到了传承。在中华文明的发展长河中，彻底否定风水，大张旗鼓地与风水为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历史，毕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其实，风水是科学还是迷信并不重要，也许两者都不是。风水是一种我们至今仍无法全面认识的客观存在。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风水这一“封建糟粕”已成过街老鼠，古代的风水术，早已失传，所谓的风水师实际上都是谋财的骗子，研究风水是“沉渣泛起”，必须予以迎头痛击。这些人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风水如同种子一样在中国民间广阔而肥沃的土壤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既是历史，也是现状，要彻底铲除谈何容易？集中体现前人智慧的理论典籍犹在，风水名师的后代繁衍，徒子徒孙不绝，怎会失传？！富于代表性的风水作品大至帝都、城垣，小至平民百姓的阴阳二宅，比比皆是，举目可见，毁之不尽，如何灭绝？

在西方，根据太空12个星座运行规律想象出来的星占学，风靡一时。对于星占学这种绝非科学的东西，西方科学家并没有一概嗤之以鼻。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星占学是启迪自我的学问。由于它，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对之深深表示感激。地球物理学讨论了恒星和行星对地球的作用力。反过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星占学着重表述了恒星和行星自身的力量。正因为这样，对于人类生活，星占学是生命的一种有益配剂。”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姑不论亚洲其它国家、西方各国对中国风水的态度如何，对我们的祖宗几千年来视为至宝，一直没有停止过探索的风水文化予以全盘否定，把精华与糟粕一并扫除，在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企求高度统一，实行文化革命、一元化领导，这有悖于繁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利于文化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有志于发扬光大中国传统风水理论的研究人员和实践工作者，任重而道远。继承和发扬祖先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传统的堪舆理论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应用于人类认识自然、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动中，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风水在当今中国仍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物，现代工具书关于风水的解释中即可略见一斑。《辞海》：“‘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辞源》：“‘风水’指宅地或坟地的地势、方向等。旧时迷信，据以附会人事吉凶祸福。”《现代汉语词典》：“‘风水’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迷信的人认为风水好坏可以影响其家族、子孙的盛衰吉凶。”

几千年来，风水一直被国人视为“国粹”、“瑰宝”加以继承和发展。对风水的不同看法，产生在近代百年。之所以对风水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与中国风水术的外部环境有关。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浪潮席卷中国中国伟人与风水一书，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的情况下，重新认识和评价风水，破除迷信，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否则，科学不能传入中国，铁路、水利建设不能开展，开荒造田、造福桑梓的举措只能落空。当风水变成迷信时，迷信应当予以破除。将风水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被动地依靠风水去改变命运，阻挠城乡建设，妨碍科学的发展，这样的风水观就是一种迷信，必须破除。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殡葬制度改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在实行火葬的文件上签了名。岁月无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大批功勋卓著、心底无私的开国元老去世后相继安葬于八宝山，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骨灰撒向青山、大海，叶剑英、胡耀邦、杨尚昆等火化后择地安葬，魂归故里，个别战功显赫的将领、元勋干脆寻求风光土葬，带头签名火葬的毛泽东因为政治需要被留在了天安门广场，世世代代接受人们的瞻仰。事实证明，“破四旧，立四新”，对转变过于迷信的社会风气有相当大的作用，但人的观念“破”“立”谈何容易，国家的发展并非全靠破除旧观念来带动促进。在新的条件下重提“天人合一”，正确认识风水的价值和地位，与搞封建迷信活动不可等同。书中的这些时代伟人和显赫人物在世时远离家乡，是革命理想的驱使或生存的需要；割舍自己的感情，死后永别故土，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一种无奈。这些人功成名就后，千人千面，但都知恩图报慈世堂：风水出人才，地灵铸人杰，古代尽人皆知，无论是否“还乡”，内心深处都铭记故土情谊、祖先恩德，牵挂着自己赖以成长的风水之根。

饮水思源。1959年，毛泽东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韶山，在父母坟前祭奠双亲时感慨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这位具有强烈反叛性格，号召全国人民破除迷信，大兴“破四旧、立四新”之风，最终变奏出“文革”和挖祖坟盛行的伟人，对自己赖以发迹的故乡山水充满了依恋，对荫护自己的祖先充满了感激。有趣的是，书中的主人公虽然不乏破除迷信的倡导者，但无一是先从根绝自己祖上风水做起的，反而对风水的迷恋历久弥深。风水是他们心中的秘密，是每个中国人永远割舍不了的情结。

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对传统的风水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研究和继承风水这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并非认为风水可以大张旗鼓，把对前人的纪念不正当地表现出来，甚至违背堪舆传统，占山霸田，大肆营造坟茔。尊重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研究和重视风水，不是风水至上。相反，风水应当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所谓城乡发展、路网建设会破坏风水的说法从根本上看是迂腐的。祖国大好河山，处处人杰地灵，风水宝地比比皆是。况且，时空变了，环境变了，风水也会跟着起变化。风水一时一地被“破坏”了，很快又会达成新的平衡，这种新的格局演变产生的新风水，又构成新的和谐。“风水轮流转”，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辩证的科学道理。

社会在进步，人们对风水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从“人定胜天”到今天强调人与自然相和谐，可持续发展，创建和谐社会，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追求正义、中庸、和谐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占主导地位，超越客观规律、与自然为敌的做法得到不断的修正。科学的迅猛发展，与历史文化的久远深刻，可能是相互促进的一对孪生兄弟。我们的责任，就是共同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