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学一做）李鼎祚在编纂一书的编纂方法

（两学一做）李鼎祚在编纂一书的编纂方法

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编纂方法特别精到，其中也反映出许多思想内涵，方法的得体深深影响了后人。 李鼎祚在编纂《周易集解》一书时主要以汇集各家《易》说为主，在适当的地方加入自己的一些意见。其收集之广，在《易》学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李氏自序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中兴书目》实考察出三十二家：“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瓛、何妥、崔憬、沈膦士、氏、崔觐、孔颖达等凡三十余家，附以《九家易》、《乾凿度》凡十七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同此。明朱睦（木+挈）为《周易集解》作序，又增加伏曼容、焦赣二家够。清朱彝尊著《经义考》虽引有朱序，却在《中兴书目》基础之上考出伏曼容、姚规、朱仰之、彭城蔡景君四家，在《李氏周易集解跋》中又列出张伦一家。至此，除重伏曼容一家，共考出三十八家。最近，潘雨廷考出孔安国、延叔坚两家。刘玉建考出《易轨》一家，并将所考各家以表列出。这样，全书包括李氏本人的注解在内，共有四十二家之多。

与其他集解著作相比，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在编纂上又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他不以本人的注解为主。“计全书共集《易》注二千七百余节”，而李氏所加案语一百零八节而已，约占全书《易》注的5%还弱。这充分体现出李鼎祚汇聚众家，以集解为席的编纂特色。

与许多集解著作以自己的评论判断为主轴不同，《周易集解》所录《易》注以虞翻、荀爽为最多，而虞氏之注“独多近一千三百节”，约占全书《易》注的50%，荀氏之注“三百余节”，约占ll%。二家《易》注所占比例如此之重，自然成为全书的核心和主轴。柯劭忞称：“李鼎祚《周易集解》，撰集汉魏以来诸家《易》说，惟采虞氏义最详，几得原书十之七八。故纳甲十二辟卦、旁通之卦、两象《易》之说，尚可寻其门径。”此说是可以信据的。 在集辑编录中，李鼎祚不是取一舍一，也不是以己之意而横加断说。他以更宽宏的态度广纳众说，即使互有矛盾之处，也适当保留。这就是不执己意的作风。乾隆六十年(1795)卢文弨为李富孙所辑《李氏易解剩义》作序，称：“李氏(鼎祚)之为此书，未尝执己之意，以决择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异同之说，往往并载不遗。如《夬》之九五，引荀爽说：苋陆，二菜也。又引虞翻说，谓苋，说也。陆，和睦也。‘既济》之榆，虞翻谓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类，不可以遍举。又如《小过·彖辞》引虞翻说，离为飞鸟，震为音，以‘或指卦象二阳在内，四阴在外，有似飞鸟之象’为俗说矣，乃至《彖传》又引宋衷说，则固虞翻之所斥为俗说者，而亦具载之。若必为一家之言，则所取者转狭，而己之所非，安知不为人之所是?设使由我削之，而遂泯焉，不复传于后世，岂不大可惜乎?”

《小过卦》艮下震上，虞翻认为：“俗说或以卦象二阳在内，四阴在外，有似飞鸟之象，妄矣。”他的主张是：“离为‘飞鸟’，震为‘音’，艮为止。《晋》上之三，离去震在，鸟飞而音止，故‘飞鸟遗之音’。上阴乘阳，故‘不宜上’，下阴顺阳，故‘宜下大吉’。”按虞翻的解说，《晋》为《乾》宫游魂卦，《小过》由《晋》而来。《晋》坤下离上，《说卦》“离为雉”，所以有“离为飞鸟”之说。《小过》内卦为震，《说卦》“震善鸣”，故“震为音”。《说卦》“艮以止之”，“艮，止也”，故“艮为止”。六五以柔乘刚，于义为逆，故“不宜上”。六二承九三，是以阴承阳，于义为顺，故“宜下大吉”。可见他的取象并不是卦画之象，而是源于《说卦》之象，《小过卦》本身不能说明问题时，他便根据京房八宫卦说来引申推导，迂回曲折地从《说卦》引导出卦辞、爻辞所列的物象。李鼎祚于卦辞的解说下引用了虞翻的解说，不过，在《彖辞》下，他又引用虞翻所谓的“俗说”：“宋衷曰：二阳在内，上下各阴，有似飞鸟舒翮之角，故曰‘飞鸟’。” 宋衷之解恰是虞翻所反对的（两学一做）李鼎祚在编纂一书的编纂方法，李道平直言不讳，说：“此即虞君所谓‘俗说’。”李鼎祚于此是不是疏忽呢?看来不是。其一，于虞翻之解不删其评“俗说”之语，又在相近处引用这种“俗说”，这是极易察觉的重复和矛盾，一般学者都可以意识到。

其二，李氏著作较为精练，全书引述有四十多家，并无繁杂之感，以其整体建构看，这也不是疏忽所能说明的。因此。我们认为李鼎祚于此是有意安排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比较客观地看待各家之说，无门户之见。而以理是从。另一方面，虞翻所批评的“俗说”恰好简洁明了，符合《周易》本身，有理有据，而虞氏本人所解则牵强附会，有穿凿之弊。无疑李鼎祚在主象数时，又力图去其无端的穿凿。后来朱熹作《周易本义》即采用了“俗说”，称：“卦体内实外虚，如鸟之飞。”清《御撰周易折中》亦从之。于此可见一斑。 《周易》十翼之一的《序卦》是讲求六十四卦卦序排列的，经过它的论述，将六十四卦组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排除了随意无序的浅近，赋予了经典更深的内涵。既然六十四卦是有序排列，何先何后各有原因，因此在注解每一卦时将《序卦》分散于各卦之前，无疑更能帮助理解《易经》的整体性、系统性。李鼎祚在纂辑《周易集解》时便考虑到了这一点。宋代理学大师程颐对此十分欣赏，在《伊川易传》中沿袭了这一编纂方法。《读易举要》卷4：“崇政殿说书伊川先生河南程颐正叔撰《易传》，止解六十四卦，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盖李鼎祚《集解》亦然。”在两部著名的《易》著的影响和带动下，后世编纂者多沿袭不变。李鼎祚无疑是有创见的。

《序卦》分散于六十四卦之前，环环紧扣本是散布的六十四卦，但它削减了《序卦》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自然顾此失彼。为此，李鼎祚不避重复芜杂之嫌周易集解撰疏，在卷后又将《序卦》单独列出，其魄力确值得钦佩。与程颐《伊川易传》没有将《序卦》完整单独地列在一起相比，李鼎祚的做法自然技高一筹。更为有意义的是李鼎祚对两篇《序卦》集注并不相同，这种方式不仅更多地保存了古注，而且减轻了重复芜杂的成分。 李鼎祚编集《周易集解》是《易》学编著上的一次创新。他以虞、荀二家为主，罗列众家，简而有要，并无繁称博引、卷帙庞大的毛病，可以说编纂方式是十分完美的。李氏在编纂体例上先列经文，次引诸家注解，一般每条称引一至二家，以避繁芜。李氏自己的注解不多，均以“按”字标出，往往附于众家解说之后。这种在认同前儒注解基础上表述自己《易》学观的编著方式，避免了有意异于人而强作新解之难、之嫌，对于那些态度严谨的学者来说，无疑是最恰当贴切的纂著方式。李鼎祚的编纂方法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同时开启了后人经书编纂的新路，尤其是后人编纂《周易》经解时多有仿效。

东汉末年，郑玄杂糅今古文经学，打破了两汉经学门户之见，于是兼采诸家之长的集解注释方式应运而生。如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等等均是。这种方式在《易》学上并不太明显。孔颖达《周易正义》中引诸家之说的并不多，以至于“诠释文句，多用空言”。尽管如此，李鼎祚《周易集解》的编纂方法多少是从这里承继而来的。据《崇文总目》记载，阴颢有志于治《易》，阴弘道承其业，“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说，参定其长，合七十二篇”，著成《周易新传疏》十卷，《崇文总目》称其“于《易》有助”。阴弘道。史书无传，《旧唐书·傅仁均传》称“贞观初，有益州人阴弘道”，可知他是唐初人。《新唐书·艺文志·艺类》称：“颢子，临涣令。”阴弘道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易》学而参定其长，著成新书，本身就是一种集解体注释方式，也可看出他在《易》学上喜好两汉象数《易》学，至少不独遵王弼的义理《易》学。这与当时王弼《易》学独行的时代风气颇为不同。李鼎祚与阴弘道同为蜀人，所著《周易集解》博引众家，特别推崇象数《易》学，无疑受到阴弘道《周易新传疏》的启示。

阴弘道之书很快就佚失了，而李鼎祚之书则长期流存，影响渐增。后人对他的编纂方式很感兴趣，于是仿效编著《周易》注解者也不乏其书。同为蜀人的房审权编著《周易义海》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部。《鲒埼亭集外编》卷23《高氏春秋义宗序》称：“诸经笺故既多，必有集大成者出而摭拾之，《周易》则李鼎祚、房审权。”四库馆臣则称：“自唐以来，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汉后三十五家之说，略称该备，继之者审权《义海》而已。”

房审权，宋熙宁年间蜀人。他“病谈《易》诸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乃斥去杂学异说，摘取专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郑元，下迄王安石编为一集，仍以孔颖达正义冠之。其有异同疑似，则各加评议周易集解撰疏，附之篇末”。李鼎祚重象数，房审权则重义理，胡一桂称：“《义海》专明人事，则象数之学必非所备矣。”焦竑也说：“主理莫备于房审权，主象莫备于李鼎祚。”其编纂形式与《周易集解》相去不远，只是篇帙相形之下过于重大。正因为如此，李衡对其书作了改编，“经、《系辞》、《说卦》、《序》、《杂》，《集解》凡五，始以家名者百，公(李衡)略其半；以卷计亦百，今十有一。第十二卷《杂论》一，是又创于公手，以补房生之阙者”。李衡又增益了房氏之后所出伊川程颐、东坡苏轼、汉上朱震、龚原四家之说，最终撰成《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撮要》继承了《集解》简要的特点从而在流传中取得了优秀。宋末元初著名易学家俞琰已称：“房氏百卷之书，则未之见也。”至元修《宋史·艺文志》，已不再登录房氏《义海》一书。胡一桂说：“今《宋志》载《撮要》而不登房生百卷，使湮没无传，亦可惜哉!”

《周易义海》而后，陈李衡《撮要》之外，冯椅《厚斋易学》也是此类著作。“其蒐采亦颇博洽。如王安石、张汝明、张弼、李椿年、李元量、李舜臣、闻邱昕、毛璞、冯时行、兰廷瑞诸家，其全书今皆不传，尚籍是以存梗概”。此外元董真卿《周易会通》乃至明《周易大全》等更是如此。明代好抄撮诸家之书编成一书，在《易》著上同样如此。虽其态度不如前人严谨，但编纂方式多少继承了李鼎祚。《四部丛刊》本《牧斋有学集》卷38《复方密之馆文》即称：“若夫古今学《易》者精微之旨，无过于王辅嗣、韩康伯之流，宋人一往抹杀则过也。纂集之家远则李鼎祚，近则俞琰、熊过，近代之谈《易》者自李卓吾、管东翁之外，时未免为时人讲章兔园册子。”在心学盛行之时，纂集之作也有一席之地。至清代，《周易折中》之类的《易》著，也不免有《周易集解》的气息在里面。清李富孙甚至以诸家之说，未采入集解者尚多，于是查阅群书，搜集遗文剩义，著成《李氏易解剩义》三卷，以补李鼎祚之未及。 《周易集解》保存了汉魏至隋唐时期的《易》注，成为了解研究这一段历史时期《易》学发展状况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历代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李鼎祚保存文献的功劳倍加称赞。首先，从古代《易》学著作的存佚角度看问题，晁公武便对当时所存《易》注加以分析统计，《郡斋读书志》卷1：“《隋书·经籍志》所录《易》类六十九部，予今所有五部而已。关朗《易》不载于目，《乾凿度》自是纬书，焦赣《易林》又属卜筮，子夏书或云张弧伪为。然则《隋志》所录，舍王弼书，皆未得见也。独鼎祚所集诸家之说，时可见其大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均采此说。《四库全书总目》卷1《周易口诀义提要》又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加以审视：“唐以前解《易》之书。《子夏传》既属伪撰，王应麟所辑郑玄注、姚士粦所辑陆绩注，亦非完书周易集解撰疏，其实存于今者，京房、王弼、孔颖达、李鼎祚四家，及此书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宝重也。”

其次，从保存圣贤遗旨，由此考见古《易》的角度考虑，宋计用章《周易集解序》称：“古之能事，亡逸者多矣，后或有惜之者。况此书圣贤之遗旨所存乎?”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2《李氏周易集解跋》：“由唐以前《易》义多轶不传（两学一做）李鼎祚在编纂一书的编纂方法，藉此犹存百一，宜西亭宗正(朱睦（木+挈）)犹之亟以开雕。”《四库全书总目》卷l《周易集解提要》亦称：“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校雠家们对此更有深刻认识。卢文弨说：“汉儒解《易》之书至多今皆不可得见，唯唐资州李氏所著《易》传集解中采取三十余家，后之学者犹得以见其崖略。”卢见曾《周易集解序》也说：“自孔颖达奉诏为《五经正义》，《易》用王氏，而两汉之学亡矣。今幸李氏《易》传尚存。”张海鹏则称：“其解卦异者，家世变正，时来旁通，无义不备。汉人解画卦之宗旨，赖以犹存，诚可宝也。”

归有光对二者均有认识：“唐贞观间始，命诸儒粹章句为义疏，定为一是，于是前世儒者仅存之书，皆不复传。如李氏《易解》后人仅于此见古人传注之一二。”皮锡瑞研究经学历史，同样指出：“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义，后人得以窥汉《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赖有此书。”

如果说宋元人主要是仿效《周易集解》在编撰《易》注的话，那么清代学者则是以补辑和分析众家之注来进一步利用《周易集解》一书研究汉《易》。其中有名的如惠栋《易汉学》、《周易述》以辑补汉《易》为主，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以专研虞翻《易》学为中心。而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更充分利用原书，对汉魏《易》学作了一次全面梳理。林庆炳还对《周易集解》作补笺，成《周易集解补笺》一书，于光绪15年(1889)刻印。